从国防工业几次大规模的重新布局调整奠定重庆经济社会发展的初步科技和工业基础，到国防工业与地方经济的互动发展，重庆“军民结合”走过了“军工发展”、“军转民”和“军民结合、寓军于民”三个重要阶段，完成了由“和平利用军工资源生产民品”到“利用军工技术开发民品”再到“多元化创新向民用领域全方位进军”的历史演进，实现了由“军地分离”向“军转民”、由“军转民”向“军民结合”的两步跨越，现正朝着“军民融合”的更高阶段迈进。

重庆科技与重庆军工相伴而生、共同演进，军民结合大致经历了三个重要阶段：

一是军工发展阶段。自1905年清政府在重庆开办第一家兵工厂（铜元局）以来的百年历史中，三次大规模的军工内迁集聚为重庆科技和工业的发展壮大奠定了基础。第一次是抗战时期，包括长安机器厂、望江机器厂、建设机床厂等大批军工企业搬迁到重庆，形成了重庆科技和工业发展的基本框架。第二次是三线建设时期，以船舶军工企业以及与军工配套的机械、化工、仪器仪表为主的大批企业和科研机构，从沿海内迁重庆，形成了以重庆市区为中心的常规兵器工业基地，以重庆至万州（原万县）为中心的造船工业基地，进一步健全了重庆工业体系。第三次是三线调整时期，大批四川辖区的军工企业迁入重庆，壮大了重庆工业的整体实力。

二是“军转民”阶段。在重庆军工发展初期，军地双方处于相对分离状态。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国防科技工业实行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战略转移，军工生产任务大幅减少，为解决“吃饭”问题，不少军工企业走上了军转民道路。但许多企业把目光盯在当时的紧俏商品上，如重庆争上“红岩”、“金鹊”牌电视，“阿里斯顿”冰箱，“三峡”、“海洋”牌单缸洗衣机，“三峡”牌电风扇，缝纫机等产品。由于没能充分发挥重庆军工企业的技术优势，这些产品大都成本高，技术含量低，缺乏市场竞争力，不少产品上得快，下得也快。80年代中期，中央提出“军民结合，平战结合，军品优先，以民养军”的方针，并作出了“国防科技工业要由过去单纯为国防建设服务，转变到为整个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战略决策，重庆军工由此迈出了“军转民”的实质性步伐。期间，重庆军工凭借其雄厚的技术、装备和人才优势，采取利用军品资源生产民品、将军用技术转为民用、引进技术发展新产业等方式大举进军民品领域。这一时期，重庆军工科技优势得到充分发挥，制造业基础研究和关键技术开发能力得到增强，特别是在汽车摩托车、电子技术、车辆船舶制造等领域形成了较强的研发能力，培育出“嘉陵”、“建设”摩托车等知名品牌。这一阶段是重庆“军转民”的起步期，基本实现了由“军地分离”向“军转民”跨越，奠定了“军民结合促创新”的基础。

三是“军民结合、寓军于民”阶段。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重庆军工技术大量向地方扩散，带动了一批以军工技术为基础的地方产业崛起；同时随着大量民间资本向军民结合行业涌入，重庆进入了“军民结合、寓军于民”的新的发展阶段。期间，军地双方在汽车、摩托车、仪器仪表、船舶、航天航空等领域共同建立了较为完备的科技研发体系，长安集团、建设集团等一批军民结合的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型企业集团应运而生。由军工技术带动兴起的数控机床制造业、电子产品及通讯设备制造业、船舶及配套产品制造业发展成为重庆经济的骨干产业，不少产品的技术含量处于全国领先水平。重庆军工系统科技成果转化率达20%以上，军事电子、自动控制、计算机技术加速向民用转移，加快了重庆传统工业的升级换代。这一阶段是“军转民”的壮大期，重庆军工实现了由“军转民”向“军民结合”跨越，迈出了“军民结合促创新”的实质性步伐。

目前，重庆“军民两用技术”发展已初显成效，“民为军用”已取得实质性进展，民口配套企业和军口溢出企业已成为服务国防工业的一支新生力量，重庆“军民结合促创新”正朝着“军民融合”的更高阶段迈进。 “军民结合”成为推动经济发展和科技创新的成功模式和重要途径，成为重庆在西部迅速崛起的强大动力。许多国防企业通过转型已成为驰名中外的民用集团，同时催生了一批新的知名企业和知名品牌。制造、资源加工、仪器仪表、电子信息、生物医药等具有相对优势的领域，已初步形成高技术产业群。从总体看，“军民结合”产业产值在重庆工业经济中占据主导地位。目前，重庆1/4的工业总产值来源于军转民企业，1/3的工业总产值来源于民口配套（军口）和军口溢出企业，1/3的科技资源分布在军方。2006年，重庆国防工业完成工业总产值？亿元，占全市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的？%；实现工业增加值？亿元，占全市工业增加值的？%。军民结合已成为重庆科技和经济的重要支柱。